記者_張小摩 實習生_蒲思恒  攝影_劉浚

梁曉聲發現，自己逐漸變成一個不受歡迎的人。

幾年前，他去做一個題為“民主政治與文化使命”的演講，手拎環保袋進入會場后，他對下面烏壓壓的人說，做這個演講“有一點不情愿”。因為他“慢慢意識到在某些特定的場合，自己的發言十句有五句不中聽”。

新書《郁悶的中國人》這一命題，則是這種“不中聽”聲音的延續。在他看來，中國人的郁悶、憤懣、憤怒乃至怒火，有處發泄當然比無處發泄好，發泄到網上當然比發泄于現實好。這些情緒，恰恰能促使當前中國產生更新思維的“頂層設計”。

以書本對時代諫言

作為政協委員，梁曉聲今年提交了三個提案，關注的都是大事：“一個關于縮小貧富差距，要求國企高管高納稅；第二個關于腐敗問題；第三個關于簡政，這些做起來都很難。”

結果，直到現在也沒有得到回應。

前幾年，在兩會上他會因為農村教育問題拍桌子罵娘。有人反對他的議案，他就反問，你反對的依據是什么？對方回答了他一個很高級別領導的名字。他氣憤地回應，“不管誰說的都是屁話”。

于是，他被批評修養不好。私下他坦言：“在大場合對官員發火，是因為那樣才能引起他們的重視，才能改變一些事。”

“最大的不道德是腐敗，最大的不公正無非就是貧富懸殊。”梁曉聲說。他指的不是貧富差距，沒有差距怎么可能？但懸殊，那就是最大的不公正。他認為，當這種大的不公正出現了，沒解決好，批判力又不夠，幾乎等于一個時代默認了它的合法性。

他曾經使用幾個成語概括當下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。一個是“造堂嚌胾”，指現在富人們吃大塊的肉，底層的人只能“畫餅充饑”，而有些政策更多情況是“望梅止渴”。很多國有資產則是“明修棧道、暗渡陳倉”，國民財富的蛋糕沒有得到公平的切分。他擔心，如果遇到更嚴重的金融危機，剩下的局面將是“涸轍之鮒”，就是干涸車轍中的小鯽魚。

很多人不會去談這類“大事情”。梁曉聲卻是反向思維：“這是最大的事情，你不談這個談什么？首先抓住最大的問題去解決。我可以寫一篇非常溫暖的小散文，給別人去看去感動，你卻不能寄希望于那個能影響國民。發表一篇那么小的東西，有什么影響呢？”

因為敢言，梁曉聲被視為文壇上的“平民代言人”，“我也承認這一點，我寫的作品關于平民的有很多，但總是不忍心像魯迅寫《阿Ｑ正傳》那樣把這個階層描繪到那樣一種程度。我所知道的那種真善美一個是文學給我的，一個是民間給的。”

“誰跟自己的階層沒有感情呢？”他不愿把貧賤者寫得過于猥瑣。

但一些批評者認為，他過于簡單地將富人與窮人對立起來，在他的眼里似乎道德與財富不可兼得，只有貧賤者才能占據道德的制高點。到1997年，梁曉聲出版了《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》一書的時候，他被更多的人指責為“仇富”、“偽平民意識”。

“您認為富人就不會為窮人說話嗎？”面對這個問題，他立即反問道：“你認為富人會替窮人說話嗎？”

他后來自省說，時評需要冷靜、客觀、公允，承認《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》中的情緒色彩太濃，“我是以書本的形式對時代諫言。”但是，他對書中的基本立場沒有退縮，“我沒變，我就是這樣在看的。沒變化，也不打算懺悔。（除非）有足夠說服力告訴我事實不是這樣的。”

大中國感

63歲的梁曉聲，已經創作1600萬字左右的文字，這個龐大的作品庫中，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以及社會現象的批評占了三分之一。之前弘揚理想主義的“知青作家”，跨界去做社會分析和評論，并非偶然。

他出生在哈爾濱，一座曾被稱為“東方小巴黎”的城市。在那座受蘇俄文化影響很大的城市里，他最早讀到的是高爾基等人的蘇俄小說，然后是雨果、拜倫等歐洲作家的作品，“眼睛看到什么就讀”。這些閱讀給了他一個基本概念：作家不僅是寫小說的，雜文、戲劇、社會評論，什么都寫，就跟中國魯迅那個時期一樣。

“那些作家在一個風雨交匯的大時代，都有異常的秉持，我們叫做作家的良知。你看諾貝爾獲獎者的那些演講辭，都談到責任感。那你就要想，作家為什么應當不只是寫小說？”

五年前，梁曉聲到了北京語言大學教書，寫長篇少了，中短篇小說、社會評論類的文字多了。“因為看小說的人越來越少，用小說反映的話不夠快速直接，所以評論這些形式更能幫助公共知識分子自由發言。”

在作家、政協委員之外，他又多了個教授身份。面對他的學生，不免要談到對社會的感覺，而作為政協委員要參政，前提就是“大中國感”—他的“大中國感”，從哪里來？

梁曉聲不喜歡社交活動。他稱自己最討厭的地方一是不干凈的廁所，二是太精英薈萃的沙龍。他最反感的事情之一，就是社交聚餐，他朋友很多，但來往極少，不打電話，不拜年，不在網上閑聊。

有次他隨團出訪馬來西亞，幾天下來，終于因為沒有機會獨處而不堪忍受。于是請假兩日，留在住所獨自一人看書，記筆記。

他常常看一本名為《同舟共濟》的雜志，尺度相對較大，很多公共知識分子和大學教授在那里寫東西，一些別的雜志發表比較難的，這里也有可能會發表，“你知道的事情越多，你對歷史知道的越清楚一些，你越不敢自信你的想法是全對的。”

他不上網，他獲得資訊的重要渠道是看電視，尤其是鳳凰衛視，這給了他不同于央視的一個觀察視角。鳳凰衛視經常引述網上的評論，網上的民意調查，即使不經常上網，他也了解網民在關心什么。這是他每天必看的，他甚至說，“如果沒有鳳凰衛視，我完了”。

他曾在去年兩會期間開通了微博，之后就關閉了。他對微博懷著警惕，解釋是，“一些人沉迷于當公共知識分子，為了增加粉絲和引起社會關注，經常弄些沒常識、聳人聽聞的東西。每天無數次都在想，下一個140字以內的話該說什么，說什么是大家喜歡聽的，傳播什么能讓大家傳來傳去。一個人處于這種狀態是非常可笑的，變成這樣他還是知識分子嗎？”

他對微博的拒之千里，或許也因為他在微博上吃過一次大虧—去年，微博上瘋傳梁曉聲說過“如果十年后的中國還像現在這樣，我要么移民，要么自殺”，轉發兩萬多次，他被迫出來澄清解釋“我要表達的原意是：十年后中國如果回到‘文革’，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殺。”

“我更屬于筆紙。”在微博的告別語中，他如此說。

理想主義與政治意識無關

梁曉聲不諱言自己曾是個強烈的理想主義者。從1968年到1975年，他有過7年的北大荒知青下鄉經歷，在他筆下，從短篇小說《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，到中篇小說《今夜有暴風雪》再到長篇小說《雪城》，十萬北大荒兵團戰士理想主義的追求，曾一度成為文壇強音。

“再過30年，有人說這些文字還值得看一看，我就很欣慰了。”他自嘲說，他清楚定位自己“是過渡時期的作家。”

作家與他所處的時代的關系，是外界分析梁曉聲及其作品的重要視角。他對兩者的關系的理解是，所有的歐洲作家都是理想主義者，最后也都會是人道主義者。“雨果后來說，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，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。”他強調，政治意識的理想主義跟他的理想主義從來無關，他的理想主義就是人性所能達到的那種正直、正義和善的高度。

到了2000年寫作的《重塑保爾·柯察金》，他親手解構了自己宏大的理想主義。

這個解構，是通過解構保爾·柯察金這個在中國影響巨大的理想主義英雄形象達成的。“我不喜歡什么‘活著就是要解放全人類’這個臆想接近上帝的想法，它是非常可怕的。假如一個人說，我當村長是為了使全村人富起來，我們相信；一個人和國家結合，為了使國民幸福，我們也可以認同。但說一個人活著是為了讓全人類幸福，這聽起來非常可怕，而且非常不可思議。”

從個人性情上，他也不特別喜歡保爾。“人家冬妮婭對他怎么了？救過你命，跟你初戀，憑什么，你在鐵路上看到人家說人家身臭，扔過去一把鐵鍬？那是我的情人，結婚了，救過我的命，我看到別人欺負她，我會去制止。這才更符合我。”

他更喜歡里面的團委書記麗達。麗達說，不要以為身為革命者，心里就只有黨和軍刀，滿口臟話，喊著沖啊，革命者不該只是這些。

“如果我的學生卷入今天的極左思潮，我將和他結束師生關系；如果是我的朋友，我將與他結束我們之間的友誼；如果是同事的話，老死不相往來；如果是愛人的話，我將收回我之所愛。”

在一次采訪中他這樣說，這個嚴厲的觀點已經埋在他心中很久，一直沒敢公開說。

理想主義摔成了碎片，英雄徹底倒下。到了《郁悶的中國人》里，接續這種理想主義的是蓬勃著的公民意識，之前的“人類”、“人民”轉變為“公民”。在書的后記中，他樂觀地“堅信”：在未來的30 年，民主在中國的作用空間將會越來越大。

“但，不會再是由什么民主運動而實現的。中國人其實對運動早已經膩歪了，這是外國人不了解中國人的一個真相。”